后者多发生在战争、天灾和经济危机等情况下，可请求行政主体共同承担损失，以保障合同的继续履行为限。

同时，虽然手续费在防止权利滥用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即除了在法规中设置有关权利滥用的抽象条款之外，还另行制定了《关于公文书公开申请中的权利滥用的判断基准》，从中就何谓权利滥用、权利滥用的判断基准、权利滥用的典型事例、权利滥用的类型等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就此，日本律师协会主张，对于第11条所定的剩余的行政文书，不应以相当期限，而应以30-60天程度的具体期间来界定。[20] 「第6回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審査会等委員交流フォーラム概要」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31号21-23頁。再次，这种局面，对信息公开部门本身也会形成压力，容易造成工作人员对信息公开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产生怀疑，在信息公开工作中出现消极态势。同时，地方自治体信息公开条例中也出现了增设禁止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规定的势头。其次，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以及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说明责任，始终是信息公开的主题与使命。

[24]但是由于担心由此会招致公开申请权的滥用，于是，是否应该以明文的形式设置禁止滥用条款成为议论的焦点之一。尽管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法律属性、公开中的权利滥用及其判断基准等课题有待今后理论与实务进一步厘清，但以日本的现实与应对来看，是可以考虑在信息公开法规中适当设置禁止权利滥用的相关条款的。[54]《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12月19日公安部令第125号修订发布。

如果说法院对不同层级裁量基准之间的整合性所作判断，可以视为对裁量基准合法性的审查与确认，那么其与前述毛雷尔所阐述的德国通说在此限度内是一致的。[46]韩勇诉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监督行政处罚纠纷案，[2014]琼行终字第45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4月28日。[11]易言之，法律在授予行政机关以效果裁量的同时，对其课予了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前者产生于君主立宪制下的行政裁判制度，后者则伴随着二战后实质法治主义的确立而抬头。

被告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的同时，根据《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71条的规定，[14]对原告罚款500元。除非行政机关所确定的罚款金额恰好在结果上符合其履行法定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后所应确定的金额。

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雷尔加上了一个限定：以行政规则形式进行的一般裁量原则上适用于个案中的裁量决定。但是，何谓稳定适用仍然令人困惑。[29]其理由是：《意见》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是行政法上的法律根据，经实质审查，只有在确认《意见》作为行政裁量的基准，其相关条款自身合法性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据此确认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10]《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定：餐饮服务许可证超过有效期限仍从事餐饮服务的，2、从轻：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或者5倍以上7倍以下罚款。

[39]结合上述通行观点，可以认为，裁量基准发生外部效果的条件，在毛雷尔(及其所梳理的德国通说)看来主要有两个：①裁量基准本身合法。但本案判决对此并未正面表态，为避免论点扩散，这里不予讨论。相关判例理论还处于展开过程中，未来走向仍需持续关注。在此意义上，本文的考察是阶段性的。

这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在行政实务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具体化形态。第二，个案中存在着该裁量基准并未涵盖甚至加以排斥的个别情况需要考虑。

或者②裁量基准虽已设定、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有意地不适用它。在此意义上，裁量基准没有法律效力。

反之，如果基于裁量本质论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尚未或不能成为我国法院的普遍观点，则意味着我国相关判例理论的分裂。那么，法律规定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是指被告所理解的基础保费，还是原告所理解的浮动后最终缴纳的保费？按照被告的理解，只需查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基础费率表》即可算出罚款金额。本案中，系争行政行为的违法事由是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即违法所得的金额认定错误，看起来与裁量无关，也与个别情况考虑义务无关。就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们看到了两种看起来方向相反、却各自具有妥当性的立场：一种是立足于裁量一元论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论与裁量基准司法审查论，其在逻辑上归结为(在行政机关不受其拘束这个意义上)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否定。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项、第(3)项，可通过对比刑法规范作出体系解释，《意见》合法。对这一判决思路可以有不同理解，但恐怕还是将之理解为裁量基准法源论最为通畅。

[13]原告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将肇事车辆停靠在道路中心机动车道内等候交警处理。更为重要的是，何庆友诉香洲交警案中被告以电脑应用平台的技术特征为理由，主张个别情况考虑义务的免除，但法院明确否定了这一主张。

被告的根据是《食品安全法》第85条(2015年修订前)。[20]本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见《人民法院报》2013年4月23日，第3版。

在此，必须对此种个别情况考虑义务的理论意味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此，法院综合考量了原告所涉货值金额偏低，查处的过期食品并未使用等情节，并对比了定海区相同职能部门对类似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根据比例原则，判决变更罚款金额为1万元。

(一)法律框架外的政策性考量 关于此点，梁占峰诉广州交警案是一个适例。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裁量基准法源论与上述判例理论之间，在行政裁量观念上的原则性区别(如前所析，前者与裁量二元论最具亲和性)。稳妥起见，可能最好还是待原告缴纳交强险后，再根据其金额确定罚款金额。其所援引的李洪雷教授的观点，参见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339页。

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案件，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论无用武之地。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规范查处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交通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公交管[2013]455号)和四川省公安厅《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川公发[2014]98号)都明确规定，对此类超速驾驶行为，只警告、不罚款。

[7]参见郑春燕：‘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第64页。[48]梁占峰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内环路大队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2011]穗中法行终字第290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57]参见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不服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1日审结，《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4期。[40]毛雷尔，见前注[31]，第600页。

[3][2007]文行初字第22号，云南省文山县人民法院2007年11月2日审结当然，交警部门也可通过向保险公司查询得知该信息，但如要求交警每处罚一次就向保险公司咨询一次，既不符合行政高效原则，也会造成对同样的违法行为处罚尺度不一的问题; ②以较大的数额作为处罚基数，有利于推动、鼓励责任人享受政策优惠，依法及时投保; ③目前国内其他省市的执法现状都是以基础保险费为处罚基数，广州市交警过去也一直是照此执行。[46]本案中，被告以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为由，根据《产品质量法》第39条、第50条，对原告作出①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电线产品。[58]如果说《企业所得税法》第28条将之作为税收减免措施的条件加以规定，意图即在于为税务机关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留下空间，那么这种具体化形态的不同，原则上就是没有问题的。

又如，同样是裁量基准严格适用论，在裁量基准法源论与基于政策性考量的严格适用论之间，论证路径完全不同——前者可以追溯至某种裁量本质论(裁量二元论)，后者则基本上是一种(个别法的)法律解释(其妥当性另当别论)。该判断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

这一技术性回应表明，我国法院面对这一问题不无困惑。原告认为畸轻，但迟至二审才要求法院对该裁量基准进行附带性审查。

摘要:  行政裁量制度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中，应如何对待其根据或参照的裁量基准？对此，我国出现了几种方向各异的判例理论：有的认可或者要求行政机关严格适用裁量基准，甚至事实上将之作为裁判规范。[16]高秦伟教授认为，周文明诉文山交警案二审判决把裁量基准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似乎违背了设立裁量基准制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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